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描述性统计发现，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在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村居特征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贫困家庭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获得性明显比非贫困家庭差。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于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使用家庭消费变量替代家庭收入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作用依然成立。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家庭的致贫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道路通达性越高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研究进一步探索“交通扶贫”的中间机制，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来实现贫困减少，非农产业发展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道路通达性调节了劳动力迁移的减贫作用，道路通达性越高，劳动力迁移的减贫效应越强。基于异质性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将家庭样本细分为贫困家庭样本和收入最低25%的贫困家庭，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和非农产业对于收入最低25%的贫困家庭的作用十分微弱，而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于收入最低25%的贫困家庭作用明显。收入最低25%的贫困家庭家庭负担系数较高，大多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因此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形成的家庭内部收入转移，对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的这种“相关”是不是“因果”关系呢？基于PSM方法，将交通基础设施可获得性转换成二分虚拟变量，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三种不同的匹配方式，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来说处于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地位，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鼓励劳动力迁移，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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